五千元育兒津貼，摧毀0-2歲公共托育
斷送政府因應低生育率的有效政策作為
2020年7月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政策建言
台灣低生育率已經延續將近二十年，至今持續往下滑，今年上半年新生兒數僅有79,760人，全年新生兒總數恐跌破16萬，有可能打破2010年（出生嬰兒166,886人）的最低紀錄。兩黨總統早已輪流公開承認低生育率是我國國家安全問題，但至今遲遲找不到解方。所幸，今年上半年台灣成功解除另一個國家安全危機——新冠病毒——的經驗，為我們提示解除低生育率難題的訣竅：精準的判讀＋嚴密的邏輯＋切實的執行。
新冠病毒詭譎的程度（有太多面向科學家至今無法釐清），以及它對國家資源的挑戰，不下於低生育率。幾個月前，當我們研判新冠病毒很容易耗盡醫療資源時，我們立刻以戴口罩、勤洗手等策略包抄應敵。同理，低生育率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這不意味我們不能靠著嚴密的邏輯包抄這個詭譎的敵人。台灣政府和人民能夠有效對抗新冠病毒，此時，更應該拿出同樣的態度、手法和信心，共同面對低生育率。
但是，蔡英文總統0-6歲育兒政策主軸之一的育兒津貼（每月五千元，第二胎六千元，第三胎七千元），是一個經不起檢驗的錯誤規劃，將消耗最關鍵的資源，即家庭的育兒量能，以及國家的有效政策作為。以致我國的低生育率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眼看著從第一期跨過第二期，往第三期、第四期邁進，卻無奈持續拿錯藥方。
因此，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挺身指出盲點，呼籲政府停止加碼育兒津貼，應將預算投注於全面建置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讓爸爸、媽媽、阿嬤、托育人員充分就業，用公共托育服務支持父母工作，藉著雙薪提升家庭收入，並促進經濟繁榮，擴增稅收，用以持續擴建公共托育——這種財源自足、積極性、生產性的福利政策模式，才是解決少子女化的唯一解方！
育兒津貼，推女人回家自己養！
將消耗家庭育兒量能及國家勞動力
固著於刻板性別角色的亞洲儒家文化國家，例如台灣和日本，低生育率的密碼到底藏在哪裡？將台灣、日本的生育率與女性職涯曲線，拿來跟性別平等的典範瑞典加以比較（見底下圖表），
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瑞典歷來女性職涯曲線呈現「ㄇ字型」平穩的高原結構，生育率則長年居於1.7-2.0的高點，這是「生育率與女性就業率雙高」的典型代表。日本女性職涯以往是「Ｍ字型」（生育期下降，其後回升）的典型代表，但2019年的圖形，顯示日本走出了「婚育年齡層離職」的泥淖，而值得注意的是，生育率隨之滑落，前幾年好不容易爬到1.46，現在卻掉回1.36的低點。日本最近的發展，顯示「女性就業攀升＋生育率滑落」，難以兩全。兩國的前述差異值得我們深思。
讓我們回頭看看自己。台灣女性在25-29到達就業高峰，高過瑞典10%之多！但其後隨即於30-34歲生育年齡層發生「死亡交叉」，其後分別朝向「瑞典女性生育、就業雙贏」與「台灣女性生育、就業雙輸」的兩極發展。在台灣，育兒及其連帶的刻板性別角色觀念，更牽拖上一代（阿嬤）為了顧孫而於50歲以後早退。影響所及，留在職場的資深、成熟女性勞動力比例遠遠低於瑞典（50-54歲比瑞典低30%，55-59歲低44.5%，60-64歲低46.2%！），不僅損及女性的老年經濟安全，也大大減損女性整體對於社會的影響力。近日婦女團體批評內閣女性比例過低——如果六十歲女性只剩24.4%（瑞典為70.4%）還留在職場，也就難怪找不到女性擔任閣員！衡平國家領導階層的性別比例，要從消除刻板性別角色去找解方。
台灣獨樹一幟的「倒Ｖ字型」女性職涯曲線形成因素，不外乎台灣女性薪資低，及職場上充斥對育兒的不友善。在這種狀況下，增加育兒津貼只會把更多女性推回家裡。媽媽回家照顧，意味著爸爸的一份薪水要養三、四張口！男人被龐大的經濟重擔及長工時壓得喘不過氣，女人在家育兒的苦悶更難期待男人分擔（北歐的研究則顯示，友善的普及公共托育，讓男人普遍願意分擔育兒勞務）。而若媽媽選擇待在職場，嚴重「缺貨」的友善公共托育，又讓她陷於蠟燭兩頭燒。如此，必然造成整體男性和女性都恐懼婚育，這可能可以解釋何以台灣人越來越晚婚或不婚，以及何以小孩越來越少。——這就是我國生育政策必須正視的「疫情」癥結！而這種性別角色差距，可能也是造成台灣男女平均壽命超大差距的原因之一，扛著家庭經濟和工作壓力的男性，平均壽命比女性少了6.5歲之多（有可能是世界之冠）！相較之下，肯認每位公民皆為「工作者＋育兒者」的北歐各國，男性只比女性少活3至4歲（見附件一）。
發津貼推女人回家育兒的錯誤政策，只會惡化前述惡夢，讓女人、男人皆受害，浪費國家勞動力，消耗家庭育兒量能，台灣生育率持續惡化，只是剛好而已。
育兒津貼竟跑到業者口袋！
家長經濟負擔反攀升，而且斷送有效的政策作為
育兒津貼不僅發給育兒的媽媽、阿嬤；孩子送托不受政府價格管制的私托和保母，同樣也可以領「育兒津貼」！（如此濫用語言，正中了愛默生的名言：「語言的腐化，反映了文化與社會的腐化」！）依照過去經驗，把補助投入自由市場，必將引發「補多少、漲多少」效應，將人民的納稅錢，送進業者口袋。如此，政府口口聲聲說要藉此減輕家長負擔，但實際上恐會造成反作用。
0-2歲托育的部分，目前有相當高比例私利托嬰中心和保母接受政府管制托育費用與服務品質（稱為「準公共化」托育服務），政府此舉無非是要確保托育服務兼具平價與優質，讓家長安心送托、放心就業。一旦育兒津貼翻倍加碼至5000元，就會大幅縮減家長送托自由市場與受管制（regulated）服務的補助差異。服務提供者端，也就是受管制的保母與私托，將會紛紛脫離政府管理、抬高收費，反正家長不會反對，反正他們可以改領加碼的育兒津貼。如此，當托育服務大量往自由市場挪移，最終只會讓家長的托育費用負擔不減反增、托育人員的勞動條件下降，以至於服務品質更加參差不齊。加碼育兒津貼，恐使政府逐步實施管制的托育服務，退回自由市場，此後政府的管制再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對家長、托育人員、孩子都造成莫大的、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政府做公共托育、公民兼顧工作與育兒，共同對抗低生育
綜合上述所言，五千元育兒津貼，百害無一利，不但誤導兩代女性辭職，綁住母親的一生、阿嬤的後半生，也使男人壓力倍增。更誘導保母和私托脫離管制，使托育費用繼續上漲、服務品質持續堪憂，雙雙使台灣陷入惡性循環，讓少子女化、高齡化、勞動力缺乏持續惡化。托盟一再提醒，對於促進女性就業，以及提振生育，0-2歲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是「頭過身就過」的關鍵政策，不該再放任個別家庭，牙一咬、忍一下就過，因為一咬牙，就是犧牲兩代女性的職涯，忍一下，顯然也縮短了男性的壽命。
五千元育兒津貼背後的「六歲國家養」概念，因而可知是莫大的迷思。國家怎麼有可能替父母養小孩？育兒津貼政策疏漏、欠缺完善架構的設計，恰足以誤導小孩誕生在單薪家庭，而在就業、婚姻不穩定的今天，生在單薪家庭，距離「脆弱家庭」、「高風險家庭」，真的是很近！我們必須認清，國家只有可能，而且只應該，拿出有效的政策作為，幫助父母公民養育小孩。
台灣抗新冠疫情，贏就贏在啟動了台灣人深層的「驚死」神經。同理，低生育率已經到了足以亡國滅種的程度，「愛錢擱驚死」台灣人也應再次發揮「知死」精神，像抗新冠疫情一樣，拿出判斷精準、邏輯嚴密的本事，識破五千元育兒津貼的真面目，千萬不要為了假的小利，而斷送個人、家庭、國家的生路。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解決困境的有效「正」策的第一步，有賴政府廣為提供0-2歲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讓爸爸、媽媽、阿嬤都工作，同時創造大量合宜勞動條件的公共托育工作機會，讓每位公民充分就業，並兼顧育兒。如此一來，父母雙薪，共同工作，增加家庭經濟能力，也共同分擔育兒勞務，增加家庭生養二孩的能力。
政府做公共托育，公民兼顧工作和育兒——這便是抗低生育率疫情的口罩、洗手策略！而發五千元育兒津貼，將摧毀公共托育，讓公民無法兼顧工作和育兒，正是等同於不戴口罩、不洗手的行為！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政府和社會一起正視這個道理，群策群力，切實去做，才能有望再次成功抗疫，解除糾纏我國長達二十年的大患。
附件一
上圖深底部分為固著於刻板性別角色的儒家文化國家或地區，除新加坡之外，男女平均壽命相差高達6歲左右。白底為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男女平均壽命相差3至4歲（按：芬蘭政府誘導女性選擇請領育兒津貼，導致女性就業率和生育率雙雙降低［2019年生育率為1.4］，可能也因此拉大男女平均壽命差距［5.7歲］，使芬蘭逐漸脫離北歐模式）。台灣男女壽命相差6.5歲，有可能為世界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