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後新聞稿】241114 政府應革除不利於女性就業與生育的「誤」策 「公共托育服務 + 彈性育嬰假」 才是留住女性勞動力、支持家庭雙薪養育的少子女化「對」策

 

政府應革除不利於女性就業與生育的「誤」策
「公共托育服務 + 彈性育嬰假」
才是留住女性勞動力、支持家庭雙薪養育的少子女化「對」策

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2024年11月政策建言記者會會後新聞稿

台灣長期深陷超低生育率，但政府卻持續推出加強傳統性別角色的「誤」策，托盟在記者會上一一指出政策缺漏，並提出具體可行的少子女化對策，懇請政府參採。

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說明，聯合國人口基金報告證實，政府提供普及公共托育才是唯一有效提升生育率的對策，並配搭彈性育嬰假。但台灣政府混用效果不同的政策，導致生育率越來越低，更甚強化東亞儒家文化－傳統刻板性別角色、科舉陋習、教育軍備競賽等情狀。托盟在2021年首度提出「低生育率對策建言」今日再修正公布「少子女化對策建言」，新增之處包括，應消除婚育障礙－「自己爸媽自己照顧」，由於台灣有不當延命的習俗，照顧多落在媳婦，正是年輕人的婚育障礙之一。在居住議題，應大幅提高非自主房屋稅，才有手段透過減免非自住房屋稅，使屋主提供育兒家庭穩定平價的租屋。另外，政府說年輕人找不到對象，對此應切實推動全面性教育，協助年輕人建立親密關係。

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黃喬鈴點出，政府祭出「發育兒津貼」、「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促進女性二度就業」背後正是期待女人先回家育兒，再出來二度就業，皆是少子女化「誤」策。他以芬蘭為例，芬蘭針對未滿三歲、未送托的家長，發放每個月高達一萬三千元的育兒津貼，研究發現，津貼每增加100歐元，女性勞參率就下降1.5%。他呼籲政府，應將陳時中政委喊出，上幼兒園以前每個月三萬元津貼的龐大預算，改用於能夠有效促進「生育率與女性就業率雙高」的對策，包括，持續擴建0-12歲不中斷的普及公共托育服務、修法創設有薪彈性親職假，並將支持家庭雙薪養育的政策經費最大化，同時極小化誤導女性「回家庭育兒」及「二度就業」的誤策。

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直指，家庭養育的經濟負擔來自政策設計不完善，政府不該膝反射式的以發錢回應，例如，孩子送公幼，下午有安親需求、寒暑假送營隊，朋友就笑說，念公幼的費用形同送私幼。如果政府能依家庭育兒需求，建置公共化幼兒園、國小課後照顧，還有彈性育嬰假，就能有效減輕育兒經濟負擔、提高爸爸參與、女性也能維持就業，不落入二度就業困境。再者，他提及，賴總統要加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雙方請好請滿六個月，再各加碼一個月津貼，育嬰假不好用、津貼用本俸計算，顯然受益的人數會非常少，優先改革應該是彈性化。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理事陳惠菁指出，絕大多數育兒責任都落在媽媽身上，幼兒園因腸病毒停課引發家長抱怨，為了避免請假損失薪水，家長甚至必須帶孩子上班。政府喊出「國家養」的口號，但缺乏具體行動，聯合國基金報告已提醒，未考慮家庭與性別角色的政策不可能提升生育率，育兒津貼就是一例，不但無法支應長期養育的開銷，芬蘭經驗更顯示，反而會讓女性和孩子面臨雙重困境，他提醒政府應該引以為戒。

台灣勞工陣線副秘書長楊書瑋強調，發放現金並非救生育率的良策，只會形成財務黑洞，難道國家要養到十八歲嗎？他分析，女性在受僱就業市場是主流，但卻面臨性別歧視、育兒壓力等更高的風險，CEDAW國際審查委員也指出，台灣兒童托育嚴重依賴家庭資源，嚴重阻礙女性就業。對此，他呼籲政府應積極推動公共托育服務，確保家長就業，尤其在大缺工時代，制度性支持父母留在職場很重要，政策也不能一味給予雇主彈性，勞工也需要工作職場的彈性以利兼顧工作與家庭。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長黃聰智以身作參與育兒，並支持家長共同承擔育兒責任。他觀察，家長最希望有0-12歲的公共托育服務，包括大量的居家保母、公共化幼兒園、國小課後照顧，且唯有公共化才能避開才藝化、補習化，避免家長荷包失血。他認為，Z世代年輕人對育兒津貼興趣不大，真正的問題在於婚育障礙及世代價值觀的差異，社會需要有更深入的對話和討論。




最後，托盟再次說明，托盟提出「新增有薪彈性親職假」的修法，並沒有要增加津貼、也沒有要增加天數，而是訴求增加一個使用的方式，稱之為「親職假」，親職假家長可以以「日」或「小時」使用，且涵蓋孩子滿8歲以前的照顧。現有「育嬰留職停薪」跟「親職假」期間合併計算，也就是，家長想請長時間，以「月」為單位的育嬰留停，可使用的親職假就相對變少；家長想請小單位的親職假，育嬰留停的期間同樣也會變少。



面對外界認為，因應幼兒照顧需求，應以家庭照顧假處理。托盟召集人劉毓秀回應，若政府要把原先框列給家長－－六個月的育嬰假，轉成一百多天的有薪家庭照顧假，托盟也贊成，但政府、專家學者是否有考量國家的負擔程度及制度的可行性？他認為，政策需要有精細的推估、邏輯性、並避免逆向誘導，錯誤的政策只會讓病入膏肓的台灣一命嗚呼。

【新聞稿】241114 政府應革除不利於女性就業與生育的「誤」策 「公共托育服務 + 彈性育嬰假」 才是留住女性勞動力、支持家庭雙薪養育的少子女化「對」策

政府應革除不利於女性就業與生育的「誤」策
「公共托育服務 + 彈性育嬰假」
才是留住女性勞動力、支持家庭雙薪養育的少子女化「對」策

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2024年11月政策建言

國發會最新人口推估報告出爐，顯示台灣的人口危機比其他先進國家更加險峻，由於台灣深陷超低生育率（生育率低於1.3）長達21年（2003年至今），未來高齡化的速度將高過各主要國家，預估於2047年起超越日本，2070年僅略低於生育率同樣低迷的韓國。不僅危及國家勞動力供給，更大幅加重青壯年的社會負擔。

更嚴重的是，依照人口推估，育齡女性人數將由2024年的537萬人，減少為2070年的195萬人，減少幅度將近三分之二（63.7%）！遠遠高於同一期間內總人口減少的幅度（約三分之一）。而育齡女性人口占女性總人口之比率，2024年為45.2%，2070年將大幅降為24.8%。一旦能生育的女性大幅減少，少子女化趨勢將更難以挽回。由此可知，關注育齡女性，滿足其就業與育兒的雙重需求，是救亡圖存策略的重中之重。

國家究竟該如何有效拉抬生育率？許多跨國實證研究皆得出，有效拉抬生育率的關鍵政策作為是「支持女性平衡工作與家庭」，避免女性因為育兒而受到懲罰，並促進父親參與育兒，回應兩性對職業與生活的理想。唯有政府透過制度，打破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轉而支持家庭「雙工作、雙育兒」，促進家內、家外、職場上的性別平等，才能讓年輕人有意願養兒育女，解決少子女化問題。

聯合國人口基金報告強調，未考慮家庭和性別角色的政策不可能提升生育率，但台灣政府卻一味地反其道而行，持續以國家角度預設「育兒是女人的責任」，祭出荒謬不堪的少子女化「誤」策，包括：「發育兒津貼」、「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促進女性二度就業」。

首先，育兒津貼無法支應長期的育兒開銷，對女性就業與兒童成長皆不利，更恐誘導較貧窮、欠缺資源、沒有工作的女性生育，讓女性和子女落入雙重不利的處境。再者，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忽視台灣育嬰假塊狀難用，導致請領的性別比例懸殊，難以回應有職家長育兒需求的困境，恐怕只會徒增民眾看得到吃不到的不滿指數。最後，這些無助於支持女性兼顧工作與育兒、支持男性參與育兒的政策，將成為阻礙女性就業的誤策，持續逼迫女人在工作與育兒之間二選一。國家放任女性退出職場後，再投注大量經費支持女性再就業，徒勞無功。

托盟呼籲政府，應將所謂上幼兒園以前每個月三萬元津貼的龐大預算，對症下藥，改用於能夠有效促進「生育率與女性就業率雙高」的措施，包括：

1.  以支持女性就業不中斷為目標，持續擴建0-12歲不中斷的普及公共托育服務，包括：持續大量增加居家保母、公共托嬰中心、公共化幼兒園、國小課後照顧的服務量能。
   
   其中，保母托育是支持女性生育後持續就業的最有效措施，但過去十餘年間的錯誤政策設計，把保母新血擋在門外，使今天居家保母服務提供量無法滿足需求，且超過六成保母已經年逾五十，即將面臨大規模退休造成的人力斷崖，托嬰中心也普遍急需保母人才。建議政府應仿效當年招募長照服務人員就業的做法，編列高額就業補助金招募保母人才。
   
   此外，目前全國設有七十一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每六十名保母配一名訪視員，使居家托育具有訪視管理與政府費用補助，而成為公共托育的一環，但地方政府財源不足導致訪視員薪資偏低，影響人員穩定性與工作品質。建議政府編列預算提高中央負擔額度，以提高訪視員薪資並充裕各縣市居家托育中心的業務費用。
   
   有鑒於唯有公共化幼兒園和國小課後照顧班能夠避開補習化、才藝化（包括所謂美語教學）導致的家庭經濟負擔與母親育兒負擔劇增，以及家庭育兒能力衰竭（「本來想生兩個，現在發現只養得起一個」），政府應編列充足預算，持續大量擴增公共托育服務量能。
   
   
2. 以支持家長不分性別皆能參與育兒，並兼顧工作與育兒為目標，修法創設有薪彈性親職假，與現行育嬰留職津貼並行。並應設計具體政策，有效促進充分使用彈性親職假。為此，政府應妥善規劃財源。
   
   
3. 透過前述托育對策與就業對策，最大化所需經費以支持家庭雙薪養育（例如：產假薪資公共化），並最小化「回歸家庭育兒」及「女性二度就業」之預算，避免制度產生誤導女性離職育兒的作用。

應對頑強的超低生育率，需要一系列縝密、邏輯一致的政策包裹（packages），對此托盟提出「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_少子女化對策建言2024.11版」，懇請政府參採。


底下說明行政院這一波「誤」策，錯在哪裡：

我國少子女化「誤」策(一)──發「育兒津貼」

形同把女性推回家庭，對女性、幼兒、社會皆不利

行政院政務委員陳時中先前在不同的受訪中提出，未來將發「生育津貼」，每胎每月補貼新台幣3萬元，直到上幼兒園，讓家庭育兒從「部分負擔」變成「零負擔」，甚至是「有餘裕」。甚至說過：「透過生孩子賺錢，這並沒有什麼不對。」輕忽政策恐遭致的反效果──「生孩子有錢拿，還可以有餘裕，你（女人）為什麼不生？」如此一來將更阻怯女性就業及生育。

然而，「經濟負擔」並非民眾生育決策的唯一考量

「政府那些生育補助和津貼，給你一、兩萬元，讓你嘗點甜頭，但之後怎麼養才是問題啊……！一點誘因都沒有，乾脆不要發。」台北市三十九歲的國中老師說（引自今周刊2023.3.29報導）。

國際研究證實，發育兒津貼對生育率的影響小，且會引發負面效果

國際研究再再證明，發津貼對生育率的影響很小，更恐誘發較貧窮、較年輕、無工作的女性生育。芬蘭發放高額育兒津貼引發低生育率後果的實證經驗更說明，育兒津貼對女性就業跟兒童成長，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皆有負面影響。我們應該以引為戒，以免葬送女性跟幼兒的權利及國家社會的未來。以下即為相關的研究結果：

• 2019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報告《各種低生育率對策成效如何？》（Policy responses to low fertility: How effective are they?）研究分析指出，現金轉移政策，包括：一次性生育津貼、育兒津貼、家庭津貼，很少對生育率產生長期影響，只是鼓勵人們早點生孩子。因為現金政策就算再慷慨，也只能支付生養費用的一小部分，若要完全涵蓋，對國家來說成本太高。此外，現金轉移通常對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或失業者的生育率影響最大，卻明顯不利於因此被生下的小孩，事實上，公共轉移對他們來說價值更高，尤其是透過公共托育服務支持家長就業。
  
  
• 今年5月經濟學人出刊的文章《為什麼付錢讓女性生更多孩子是不可行的？》（Why paying women to have more babies won’t work）引用實證研究說明，較貧窮、較年輕的女性更容易因為政策的經濟誘因而生育，這對她們和社會都不是好事，青少年懷孕與貧窮、母嬰不健康有關。發津貼鼓勵生育是一項走回頭路的政策，並扼殺數十年來政府致力遏制青少年懷孕並鼓勵女性受教育、就業而投注的努力。
  
  
• 2023年芬蘭與美國學者共同發表《發津貼讓媽媽在家育兒：對父母跟孩子短期和長期的影響》（PAYING MOMS TO STAY HOME: SHORT AND LONG RUN EFFECTS ON PARENTS AND CHILDREN）研究，證實芬蘭實施的育兒津貼政策對母親跟幼兒都有害。在芬蘭，未滿三歲幼兒若未送托，可領取每個月377歐元（台幣一萬三千多元）育兒津貼，超過八成的母親使用，芬蘭的家外送托率因而遠低於其他北歐國家。研究結果表明，因為母親領育兒津貼在家照顧，國家的勞動力供給大幅減少，育兒津貼每增加100歐元，孕產婦勞動力供應就會下降約1.5%；對兒童來說，育兒津貼短期內對兒童的認知發展有負面影響，長期則是對青少年的教育程度、犯罪有影響，推測原因是，原本兒童可以獲得家外高品質的公共托服務，但卻轉向家庭照顧以及母親收入減少所致。

與其發放育兒津貼，育兒家長迫切需要的是公共托育服務、彈性親職假

若依政府規劃，女性全職在家育兒，每月領3萬元直至孩子念幼兒園，總計可領100多萬，對於孩子長時間的養育歷程只是杯水車薪。

對女性來說，將會犧牲掉每月全職工作的薪水，更難以用金錢衡量跟彌補的是職業生涯的中斷、專業技術的流失、社會網絡的斷裂、工作成就的消逝，二度就業又困難重重、容易淪落低薪，形同對女人職涯的二次傷害。

對國家來說，損失女性一生（25-65歲）可創造三千多萬收入[1]之稅收，無疑違反當今年輕女性的生涯圖像、削弱她們對育兒的嚮往。可知，推女性回家育兒，對女性、家庭、國家都是莫大的損失，無庸置疑為一項「誤」策。

今週刊調查「針對現行政策以外，希望政府推出哪些提高生育意願的新作法？」

48.4％民眾希望加發「育兒福利金」，每月領取定額補貼，領到成年18歲 

35.9％民眾盼增設價格合理、有品質的公幼，並增加抽籤機會 

35.9％民眾青睞的，還有每年多給家長30天照顧假，能以小時或半天請假，增加職場育兒彈性。 

不因補助而提高生育意願的民眾，超過半數的理由為「金額不夠多、發放時間不夠長」（引自今周刊2023.3.29報導）。

顯見「育兒津貼」發好發滿必須發到十八歲（北歐做法），但北歐經驗顯示，國家只有能力每個月發個三千元左右，作為象徵性、宣示性作用。對民眾來說，增設免抽籤的公共托育服務、新增以小時使用的親職假，更能提高生育意願。

我國少子女化「誤」策(二)──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迴避社會對於育嬰假彈性化的需求

國發會在「我國少子女化現況及對策計畫成效，暨我國與亞鄰國家之留才攬才政策競爭力比較」及「我國少子女化對策主管單位與主要國家做法之比較，暨我國參採改制之可行性」專題報告中提及，為全方位支持國人生養，主要政策之一為持續優化育嬰留職停薪制度，明年將研議修法，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讓領滿六個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雙親，再增加各一個月的津貼，以強化經濟支持及提升男性參與。

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效果，恐怕只是提高家長看得到、吃不到的怨氣，家長不是不想用育嬰假，而是育嬰假不好用。根據勞動部調查[2]，高比例企業及員工期待育嬰假可以「日」或「小時」使用，政府應正視社會需求、積極回應。

台灣育嬰假塊狀難用，導致請領性別比例懸殊，難以因應有職家長的育兒需求

台灣育嬰留職停薪制度從2009年開辦至今歷經十幾年，請領的性別比例依舊懸殊，2021年政府為了建構友善家庭職場、鼓勵男性共同分擔家務，因此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從六成提升至八成、並放寬彈性申請，2022年男性申請育嬰留停比例終於突破2成，男性占25.2%，女性占74.8％，但性別比例依舊失衡。

台灣育嬰假制度的問題在於，只能以「月」為單位使用，僵化又難用；只能用到小孩「滿三歲」，未能涵蓋上幼兒園、國小低年級的照顧需求。不利於雙親之間輪流安排育兒，也無法因應幼兒送托後每天的通勤接送以及孩子生病或學校停托停課時的照顧等等，導致有職家長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最後往往造成女性退出職場當全職主婦。（按：我國衛生水準提升，規定病童必須在家照顧、為防集體感染托育場所或學校常須停課停托，但勞工政策卻遲遲未有相對應的作為，成為逼迫母親和阿嬤離職的主因之一。）

 

對照歐盟工作與生活平衡指令Work-Life Balance Directive（如下表），該指令敦促會員國保障父母、照護者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權利，有助於我們了解台灣育嬰假制度的改革方向。

國際研究證實，縮小育嬰假的請假單位有助於激勵並支持男性使用，因此，我們期待政府參照瑞典育嬰假可以「日」、「小時」使用，進一步擴大並促進父親使用育嬰假，消除女性請育嬰假對就業的負面影響；在涵蓋年齡上則拉高到子女滿八歲，完整涵蓋幼兒需要照顧的年齡。

 

我國少子女化「誤」策(三)──促進「女性二度就業」

國發會同樣在「我國少子女化現況及對策計畫成效，暨我國與亞鄰國家之留才攬才政策競爭力比較」及「我國少子女化對策主管單位與主要國家做法之比較，暨我國參採改制之可行性」專題報告中提及，為質量並進充裕人才，將擴大國人勞動參與，協助婦女重返職場，推動婦女再就業計畫，預計3年促進10萬名婦女就業。

國家欠缺友善育兒家庭的托育及就業支持，催生出龐大的女性二度就業需求

「事前預防勝於事後補救」是國家在國防安全、醫療、財政、教育等政策領域上的思維，目標在問題萌芽之前，先有效遏阻，避免事後補救花費更龐大的成本，更甚引發救不回來的困境。

但國家在女性勞動力政策上正好相反，政府任由與男性受同等教育甚至學業表現更好、職涯潛力無限的女性退出職場。根據2023年統計，台灣女性非勞動力人口高達近5百萬人，其中25-44歲就有34萬人因為料理家務，包括照顧兒童、做家事，而未投入勞動市場。

2019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顯示，20.9%的已婚女性曾因結婚而離職，22.7%的已婚女性曾因生育而離職，其中皆有4成未復職，復職者中斷就業的期間高達4年半左右，隨著年齡增長，間隔期間越長，越難重返職場。因生育而離職的女性，主要原因正是「照顧未滿12歲兒童」。

女性二度就業困境重重，同樣面臨兼顧工作與育兒的困境

1111人力銀行2024年發布「女性就業壓力調查」，女性上班族認為，一旦暫離職場，想要重返職業生涯的難度為6.4分，佔比最高的依序為頗為困難46.9%、相當吃力38.3%，對於重返職場抱持樂觀態度的人不到一成（6.8%）。

二度就業女性正是充滿潛力、具有專業的人才，根據「2022台灣女性的自我實現與職家銜接」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描繪出二度就業女性的樣貌，二度就業女性中，近九成（86%）具有大學學歷，中斷職涯之前，半數（51.4%）擁有3至15年工作資歷，74.2%中斷就業的期間為2-15年。

這些人才一旦退出職場，重返不容易，根據「女性重返職場調查」，受訪者在重回職場中最常碰到的問題為「需要接送小孩，家庭支持不足」。也就是，當女性想要重返職場，依舊會面臨托育與就業銜接困難的問題。

將優秀女性人才留在職場持續貢獻才是正解，女性其實也很清楚的表達需求──2019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女性期待政府提供或加強的婦女服務措施正是「增加托兒托育及老人照顧服務」以及「落實彈性工作或友善工作環境」。可知，國家不應再迴避建置支持女性兼顧工作與家庭的政策，應正視女性期待、放眼未來，透過公共托育服務、有薪彈性親職假等「預防工作」，用實質的服務、有給薪的育兒時間，支持家庭雙薪育兒，遏止女性因為育兒退出職場，又因為育兒與就業難以銜接，困於回不了職場的負面循環。




最後，托盟提醒，「六歲國家養」是一個錯誤且高度不精確的政策口號。首先，六歲國家養，六歲以後呢？顯然無法讓人民樂意埋單。其次，「國家養」在實質上是不可能且不可欲的。精確的政策路線應是「未成年子女國家與父母一起養」，以性別平等概念為核心，藉著普及公共托育及教育，與符合人民需求的彈性育嬰假，讓國家與父母形成夥伴關係，減輕父母的照顧負擔及經濟負擔，協助父母雙薪並共同育兒，這樣才能創造更幸福、更健康的家庭與最有利於小孩成長的環境。跨國研究指出，前述政策作為能夠逆轉女性生育率與就業率的雙低，而創造高生育率與女性高就業率，這無疑是深陷缺工、超低生育率困境的台灣亟待採行的政策路線。

 

[1]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2023年所得收支調查推算女性一生（25-65歲）可創造約三千多萬元收入。


[2] 勞動部「112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近五成企業同意以「日」或「小時」彈性使用育嬰留職停薪，且企業規模越小，同意比例越高。再根據「112年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近八成受僱員工同意以「日」或「小時」彈性使用育嬰留職停薪。

【新聞稿】240104 籲請政府翻倍加碼保母獎助金 穩定留任、擴大招募保母人力，支持家庭雙薪育兒

籲請政府翻倍加碼保母獎助金

穩定留任、擴大招募保母人力

支持家庭雙薪育兒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2024年1月政策建言

適逢大選，各黨總統候選人提出的托育政見五花八門，包括，提升0-3歲家外送托率、再降托育費用負擔、完整托育服務時間、更多元托育服務類型。行政院也宣布今年起，托育補助將從現行每月8,500元，調整為每月13,000元，擴大展現政府對育兒家庭的支持，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對此高度認同。

上述作為，無非是要支持女性就業、支持家庭雙薪育兒，力求拉抬台灣低生育率、低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雙低困境。但，完全忽略托育服務人力正在流失的隱憂！沒有托育人員，何來托育服務？

托盟提醒，建置公共托育服務的根本在於「人力」，政府若沒有決心解決「保母人力斷層危機」的嚴峻問題，恐怕只會讓政見淪為口號、讓政策美意大打折扣。

現行居家保母的薪水「勉強可餬口，但難以養家」，阻礙年輕、有嬰幼兒照顧專業的人才投入，造成嚴重的保母年齡斷層。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22年全台共計27,134名保母，50歲以上佔總人數6成以上，可預見未來10年間將有海嘯式退休潮，當16,817位保母陸續退休，屆時保母人數將攔腰折半，使服務量能萎縮。如果欠缺穩定、充足、質優的居家托育人力，家長即便因為政府提高補助而送得起，也可能卡在「找不到保母」。

居家保母「收托時間彈性」、「服務富有高度靈活」是支持家庭雙薪育兒「頭過身就過」的關鍵政策，政府投資、擴張居家托育服務更是能支持兩代、多位女性（媽媽、阿嬤、托育人員）就業的關鍵基礎建設。

為解決各行各業低薪、缺工問題，政府紛紛祭出加薪措施，吸引專業人才投入、穩定人員留任。對此，托盟呼籲，衛生福利部應調整現行「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提升托育服務品質獎助金」（簡稱保母獎助金），用獎助金替保母加薪，兼顧徵才與留才，實際做法如下：

一、翻倍現行保母獎助金：從一年12,000元，調升到一年24,000元起。

二、刪除獎助金均一價，改為依收托兒童人數等比例加碼：為鼓勵保母擴大收托量能，獎金計算方式應依收托人數再加碼，收托一名幼兒24,000元（等於每月加薪2,000元）、收托兩名幼兒36,000元（等於每月加薪3,000元）以此類推至收托上限四名幼兒。

與現行制度對照，保母獎助金的申請資格不變，但提高獎助金金額，並依收托兒童人數再加碼，新舊制度的對照如下表：

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提升托育服務品質獎助金（簡稱保母獎助金）新舊制對照表

托盟強調，準公共居家保母透過「托育費用定價＋托育補助＋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輔導管理」，實質上成為兼具平價、優質、普及、非營利的「公共化」服務，政府用獎助金替保母加薪，將能達到以下多重效果：


一、招募保母新血：提升保母勞動條件，創造合理收入，以利招募更多新血，穩定整體托育服務人力，持續擴充托育服務量能。


二、留任人才並擴大服務量能：依收托兒童人數等比例加碼，鼓勵保母，無論是新手或熟手持續精進專業職能，擴大、維持收托量能，達到一位居家保母支持多組家庭雙薪育兒的效果，也讓居家托育工作成為嬰幼兒照顧專業人才久任的好工作。


三、提升托育品質：獎助金的申請資格比照現行做法，保母需通過以下門檻包括：具準公共化資格、一年內無違反準公共相關規定、通過考核、連續收托六個月且仍在收托。透過前述條件，確保保母的托育品質達一定程度。再者，政府既然投注大量經費與資源，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自應切實執行、精進輔導管理，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年輕人不願意當保母：因為保母薪水「勉強可餬口，但難以養家」

主計處2023年最新調查，今年6月底工業及服務業受僱人員薪資統計，教育業（含學前教育業）薪資墊底，幼兒教育及照顧工作「薪情差」已是多年常態。

吸引嬰幼兒照顧人才投入居家保母工作的關鍵之一為，工作的收入必須足以育兒養家，而非過去貼補家用、兼職、補充的性質。許多研究也顯示居家保母的從業動機為，兼顧照顧自己的孩子與擁有穩定的經濟收入。

但現況是，絕大多數縣市居家保母的薪水「勉強可糊口，但難以養家」。

保母的薪水為「托育月費 乘以 收托兒童人數」。依現行法規，保母最多可收托4位兒童，其中未滿2歲幼兒以2名為限，雖然仍有2名2歲以上較大托兒的收托名額，但隨著幼兒園2歲專班入園率提升，保母家的2歲幼兒容易因為上幼幼班而終止托育，收托變動大。因此，可將穩定收托2名未滿2歲視為全職就業的保母。

用「各縣市居家托育服務收費基準」及「司法院必要生活費用」計算，「保母全職工作收入」（將保母收托2名幼兒視為全職工作）是否可以涵蓋「保母扶養1名子女的必要生活費用」（保母若為雙薪2胎家庭，其與配偶，各自需扶養1名幼兒）。

計算後發現（見附件一），全臺各縣市居家保母全職工作收入，只有新竹市、金門縣、連江縣得以負擔扶養一名子女（百分比超過100表示收入得以負擔必要生活所需）。其他縣市居家保母的全職收入皆不足以養家育兒（比例小於100%），尤其，彰化縣（76%）、桃園市（78%）、台中市（78%）、台北市（79%）、苗栗縣（79%）等五縣市的部分區域，落差最為嚴重。

再加上，居家保母屬「自營作業者」，非受僱者，收入尚須支應執業工作所需的成本，因此，最後可用在養家育兒的金額會再減少。此因素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居家托育人才不易穩定留任，也缺乏吸引人才投入的就業誘因。

面臨缺工危機，各界祭出「調薪」措施，招募、穩定人力

面對照顧產業缺工，各界紛紛將提高薪資待遇並重視勞動條件，作為有效的人力招募策略，包括社工人員、護理人員、教保人員。

衛福部近年來漸進式調整社工人員薪資待遇，自109年調漲2.7%，行政院更宣布今年起，薪資調高8.16%，起薪將調高為37,765元。

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也表示「調薪有助於改善護理人力荒」。因此，行政院與衛福部正研議提出「護理人員夜班費獎勵」規劃。

教育部非營利幼兒園學士學歷教保服務人員，起薪級距（第1級）自2018年31,060元-35,180元，至2024年調高為39,132-40,214元，六年間調薪幅度高達14%-26%。

居家保母為支持家庭雙薪育兒的重要服務

政府應加碼獎助金，持續擴充居家保母的服務量能

台灣的職場僵化、高工時，廣大無後援的雙薪家庭亟需居家保母的支持，以利兼顧工作與育兒。居家保母的不可取代性在於：

一、居家保母具有類家庭、收托規模小、專職照顧者的特性，保母能有效與嬰幼兒建立穩定的依附關係
二、居家保母的收托時間與型態多元、具彈性，是家長的最佳後援：

（一） 居家保母的收托時間彈性、服務靈活度高，家長有突發狀況時，能以多元的收托型態隨時支援，無論是平日、周末或夜間。
（二） 相較於機構式的夜間托育、臨時托育，居家保母是孩子從小熟悉的照顧者、托育地更是熟悉的日常生活環境，能夠給幼兒不間斷的照顧。
（三） 孩子上了幼兒園，放學後到保母家做課後托育，更是家長安心託付的好選擇。

整體來說，居家保母不只照顧幼兒本身，更是友善整個育兒家庭的重要服務。

對此，托盟再度呼籲，政府為了實踐居家托育服務公共化，不能忽略對居家保母人力的招募與支持，應翻倍加碼就業獎助金，替保母加薪，創造一份合理收入、吸引嬰幼兒照顧專業人才投入的好工作，兼顧招募與留任，穩住托育服務的根基。全台各地71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更應切實落實輔導管理，確保托育服務的價格與品質。最終，讓家長穩定就業安心生養、讓保母樂在工作、讓孩子快樂健康成長，才能有效拉抬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緩解台灣嚴峻的人口危機。

附件一、各縣市保母全職收入與必要生活費用比例

[澄清回應稿] 201205 國小課後照顧服統計指標計算方式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回應－國小課後照顧服統計指標計算方式 

2020/12/05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於本週三召開「0-12歲公共托育服務，不能忘記公立國小課後照顧」記者會，呼籲教育部提升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涵蓋率。經媒體報導後，有政府單位指出托盟公布的數據有誤，並要求改正。托盟在此說明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統計指標的計算方式，歡迎各界持續討論應該用什麼統計方式，才能如實反映台灣公共托育服務的現況，進而持續提供0-12歲不中斷的公共托育服務。

首先，托盟公布全台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涵蓋率大評比（如下圖所示），計算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涵蓋率的方式為：「國小課照班收托人數/國小學生總人數」而非「開辦課照班校數/國小總校數」。托盟已經呼籲過，政府不能以「國小有開辦課後照顧服務就好」的心態，便宜行事面對學童與家長的需求。

再者，教育部回應108學年度國小課後照顧班辦理人數32萬7,390人（如下圖），托盟提醒，一學年共有上、下兩學期，這項數字其實是「人次」的概念。托盟認為，為瞭解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的實際受益人數，政府應該告訴社會大眾，108學年上學期、下學期分別的辦理人數，避免誤導視聽。

最後，托盟樂見各界共同關注與討論國小課後照顧議題，尤其呼籲教育部應完善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相關統計，才能有效掌握服務建置狀況。

[會後新聞稿] 201202 0-12歲公共托育服務，不能忘記公立國小課後照顧—— 請教育部提升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涵蓋率！

 0-12歲公共托育服務，不能忘記公立國小課後照顧——

請教育部提升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涵蓋率！

【2020/12/02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會後新聞稿】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今天召開記者會，呼籲0-12歲不間斷的公共托育服務，不能忘記公立國小課後照顧。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王兆慶指出，公共托育政策大多集中在0-6歲，忽略6-12歲課後照顧也是重要的一環。托盟調查，學期間課後照顧涵蓋率，台北市22.4%最高，五都只有10-19%不等，六都之外只剩8%，城鄉差距明顯。課後照顧銜接兒童放學到家長下班之間的照顧，但六都之間提供平日17:30後和寒暑假的服務狀況差異很大，甚至沒有統計。托盟提出三項訴求：一、應全面提升全國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涵蓋率到30%。二、課後照顧開辦時間應符合家長正常工時需求。三、請教育部向各縣市要求建立基本統計數字，有效掌握服務現況。

承辦台北兩所課後照顧服務的台北市優質保育公益協會理事長陳秀媛表示，課照班除了作業指導和陪伴照顧外，也設計多元的課程如：故事EQ、DIY動手做等，強化孩子的人際互動，透過像媽媽一樣的關心，鼓勵孩子透過種植活動找到自信，培養孩子除了課業之外帶得走的能力。

課後照顧班家長代表林右昀作為四個孩子的媽，分享孩子在課後照顧班的成長和改變，老三女兒透過老師的鼓勵，從不敢發表到自願上台表演；小兒子則是從焦慮排斥到適應學校作息。希望透過自己的發聲，讓更多人看見課後照顧班的價值，期待每個孩子和家長都能享受到。

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覃玉蓉分析瑞典、日本和台灣的女性勞參率，指出瑞典公共托育做得好，女性就業不受育兒影響；日本女性則在小孩上小學後二度就業；但台灣女性從婚育後勞參率就下跌，即使孩子上小學也不見回升。政府實現0-6歲國家養的關鍵指標是「家長(母親)有沒有不離開職場的選擇」。另外，承辦課後照顧班的團體差異大，老師有勞動條件不佳，流動率高的問題，呼籲政府建置統計應區分自辦、委辦，並調查人員勞動條件，規劃更好的課後照顧政策。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長謝國清也觀察到許多家長會因為擔心從學校到校外安親班的路途安全，選擇就讀課後照顧到才藝全包的私立學校。教育部應該要負起責任，讓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更普及，讓每個家長都安心。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監事陳亮吟表示，教保工作者99%是女性，身兼職場工作者和家庭照顧者。學校為符合家長下班時間延托到六七點，照顧學生的同時得心繫自己的孩子。課後照顧開辦時間，應能符合家長正常工時，同時提升照顧者的薪資待遇，才能夠支持女性繼續就業，並提升托育品質、降低家庭負擔。

[新聞稿] 201202 0-12歲公共托育服務，不能忘記公立國小課後照顧—— 請教育部提升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涵蓋率！

0-12歲公共托育服務，不能忘記公立國小課後照顧—— 

請教育部提升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涵蓋率！

2020年12月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政策建言

台灣公共托育服務各階段都是抽籤、排隊、量能不足，6-12歲國小課後照顧服務尤其能見度有限。但其實無論6-12歲或2-6歲，公共托育的問題都是一樣的──課後照顧收托時間與家長工時不相容，「平日早早就下課，寒暑假又不開班」。

時間不符合家長需求的公共托育服務，形同沒有服務，家長還是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美國副總統當選人賀錦麗，去年擔任參議員時也意識到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的重要性，因而祭出相關法案，要求課後照顧服務時間應該符合家長的正常上班工時。其實，台灣的國小課後照顧服務和美國的困境一樣，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的量能還需要再加強！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19年最新報告指出：公共托育服務是提振生育率最有效的解方，但是公共托育服務積極提振生育率的關鍵是「服務適用所有年齡層兒童，包含學齡課後照顧」、「服務時段符合家長工時」、「高品質及平價」。對此，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

一、 教育部應擴大國小課後照顧班量能，四年內收托率應提升至涵蓋國小學童總人數的30%。

二、 各縣市教育局處應完善課後照顧開辦時間，符合家長正常工時需求。

三、 教育部應完善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相關統計，包含區分自辦、委辦的開辦班級數、辦理人數、提供服務的時間，以及服務人員勞動條件等，有效掌握服務建置狀況。

四、 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應為公共托育服務的一環，請行政院修正「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將國小課後照顧納入，並設定具體達成指標。

請政府給我們平價、優質且收托時間完整的國小課後照顧服務！ 

全台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量能評比：台北市最高、非六都偏低。
但總體而言缺乏完善統計

國小生放學，爸媽還沒下班；國小生放寒暑假，爸媽沒有假期。每逢開學日，家長社團中便會出現「到底要送校內課後照顧班？還是去校外安親班／補習班？」的討論串。根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3條，國小課後照顧的設立目的是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故該法明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是各地方政府應辦理的兒童福利措施。

但，托盟實際調查全台課後照顧服務的辦理狀況發現，實際服務量能低的可憐，統計數據更是零零落落！先以平日學期間的服務為例，台北市的「涵蓋率」（國小課後照顧班收托人數佔國小就讀人數之比例）22.4%最高，其餘依序是桃園市19.3%、台中市17.5%、新北市16.0%、高雄市14.3%、台南市10.4%。台南市甚至不及全台直轄市及縣市涵蓋率平均值14.0%。意即每10位孩子中，只有不到2位學童享有國小課後照顧服務，六都以外縣市的涵蓋率，更不到10%，只有8.01%，如下表所示：

收托時間不符合雙薪就業家庭需求，是涵蓋率低落的主因

　 課後照顧服務為何涵蓋率如此低？不是因為「家長無需求」，根本是因為「服務好難用」！多數課後照顧班平日收托時間太短，只到下午五點半；寒暑假開班比例有限，就算開班，又只到下午四點。服務時間斷裂、不完整，根本不符合一般家長的正常工時！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第5條明確指出，「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班，應充分告知兒童之家長，儘量配合一般家長上班時間」。但托盟檢視各縣市課後照顧服務的提供時間，卻發現縣市差異非常大：

一、例如「學期間（平日）課後照顧17:30之後仍有服務」的校數比例，台北市高達73%，但是台南市僅有區區3%。台中、高雄甚至缺乏統計資料。

二、「寒暑假」課後照顧，台北市優於其他五都，多數國小有提供課照服務，台中、新北、高雄則是毫無統計資料。

三、但是「寒暑假16:00之後仍有服務」的校數比例，台北市僅10%左右，台南市連5%都不到，更不用說桃園市直接掛蛋，台中、新北、高雄則是根本提不出相關統計數據。

　 經托盟訪問家長及承辦單位，雙薪家庭哀嘆：「課後照顧班太早結束，又沒有提供寒暑假，只好送安親班！」。受委託辦理課後照顧班的民間團體也透露：「校方說，寒暑假應配合學校行政人員下班時間，只能收托到四點前。」也有家長表示：「私立安親班不接受只送寒暑假，只好連學期間也送私立安親班了。」

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家長安心就業
家長想要、孩子也需要！

　 根據2018年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有高達45.6%的家長認為應加強兒童課後照顧服務，26.4%認為應增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顯見課後照顧班的需求之大。2019年女性各年齡層就業曲線顯示，台灣25-29歲女性到達勞動參與率最高峰91.9% ，於其後的婚育期持續退出職場，以致40-44歲勞參率掉到73.9％，足足減少18%。這重重摔下的18%，造成台灣和瑞典，甚至台灣和日本，女性勞參率的死亡交叉！（見下圖）而女性35歲至40歲上下勞參率持續明顯滑落，顯示的是國小課後照顧服務量能不足，以致小孩即使上了小學，母親仍然無法回到職場。台灣女性無法兼顧工作和育兒，正反映在持續低迷的生育率，2019年台灣生育率為1.05，日本則為1.36、瑞典則高達1.7。

         
母親若要保住工作，或是回到職場，上了小學的小孩顯然需要平價、安心的國小課後照顧班的服務。而小孩是否需要這項服務？托盟實際訪問公立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承辦單位，主任說，課後照顧從孩子放學後開始，協助小孩午餐、午休、寫作業，之後則是多元活動時間，有靜態的說故事、美勞、動手做，也有動態的丟球、跑跳等團康活動。總括來說，課後照顧必須兼顧基本學科能力與多元活動體驗，協助孩童跟上學習進度，也讓孩童在各項活動中啟發自己的興趣與長處。

　 家長也分享：「不想讓孩子去補習班填鴨式的寫評量卷，也不用急著去學那些才藝。我的孩子很喜歡有課後照顧老師說故事、帶活動，而且在學校環境比較好，有操場可以跑跳。」顯見，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是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家長安心就業的關鍵。 

0-12歲公共托育服務，每一階段都不能少！

　 但托盟發現，依據「教育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111年）」目前對於國小課後照顧服務，只寥寥訂出「辦理公辦國民小學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108年到111年每年1,500校，覆蓋率達 57%」的政策目標。何況魔鬼藏在細節之中，「57%」是以公立學校自辦課後照顧的「有開辦校數」（有開辦校數╱所有國小校數）混淆視聽。殊不知國小兒童真正的使用涵蓋率（參與課後照顧班人數╱所有國小兒童數）其實只有「14%」，低得可憐。

　 托盟呼籲，公共化托育服務能夠支持女性願意生育且繼續就業，並提升托育品質、降低家庭負擔。而支持父母雙薪，增加家庭收入，才能讓家庭有能力生養兩個以上小孩，緩解少子女化危機。雖然目前幼兒（0-2歲、2-6歲）托育公共化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我們已經看到政府跨部會整合資源的努力。反觀6-12歲的國小課後照顧服務，政策積極度明顯落後，也未納入行政院核定之「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就此，托盟再次呼籲，政府不能再以「國小有開辦課後照顧服務就好」的心態，便宜行事面對學齡階段兒童的公共托育需求。請教育部擴大全國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的實際招收人數，四年內各縣市涵蓋率應達30%，且服務時間應符合當地家長正常上班工時需求。此外，公立國小課後照顧班的服務統計亟需完善建置，應核計「自辦」和「委辦」等方式的「開辦班級數」及「照顧學童人數」，且為了維持服務品質，也應將課後照顧班服務人員及行政人員的時薪或平均月收入納入統計。最後，應盡速將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納入「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並訂定具體達成指標，以利追蹤落實狀況。唯有建置0-2歲、2-6歲、6-12歲不間斷的公共托育，才能夠有效支持雙薪家庭（尤其是女性），讓女性兼顧就業與育兒，讓青年家庭願生能養！

附件一、北門國小家長凌晨排隊 搶課後照顧班

04:10 2020/06/03 中國時報 羅浚濱、竹市

新竹市30所國小近日陸續開辦109學年度「課後照顧班」，因收費比安親班便宜，年年搶破頭，學校採排隊登記或抽籤方式錄取，北門國小開班因深受好評，首度出現家長凌晨就大排長龍登記的景象。
黃姓家長說，她的兒子要升小二，因龍年生的孩子多，北門國小1年級就有8班，校方通知新學期課後照顧班招收9班，事先也給家長問卷要排隊登記或抽籤，大部分家長多選排隊，校方訂在假日的5月30日登記。

免擔憂課業問題

她說，課後照顧班1班25人，小一要進是保障名額，每個月費用2600元，比一般安親班至少省1倍以上的錢，老師教得很好，晚上6點下班剛好接回家，不用擔心兒子的課業問題。
因不知小一新生會有多少人進課後照顧班，升小二有8班，並要與3到6年級搶進有限的9個班，讓家長們都擔心無法進班，5月30日凌晨就拿小椅子在校門口開始排隊，不知情的人還以為是在排隊買口罩！

斟酌是否增班

北門國小校長賴雲鵬說，課後照顧班是委請合格教師來教小朋友，1、2年級因中午就放學每月費用2000多元，3到6年級每月只要1000多元，除幫小朋友複習檢查功課外，還有在校園做運動很安全，讓家長們都感到很放心。
賴雲鵬說，往年都是選在平常日排隊登記，今年因防疫關係選在假日，沒想到會出現家長凌晨就來排隊的情形，初步了解有60多位家長向隅，在學校忠孝和仁愛2棟教學大樓完成補強工程後，會再研究增班來滿足家長的需求。

附件二、賀錦麗參議員欲延長課後照顧時間

Senator Kamala Harris wants a longer school day to help working parents

She wants to fix the childcare gap so many parents are struggling with.

By Heather Marcoux November 06, 2019

[Editor's note: Motherly is committed to covering all relevan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plans as we approach the 2020 election. We are making efforts to get information from all candidates. Motherly does not endorse any political party or candidate. We stand with and for mothers and advocate for solutions that will reduce maternal stress and benefit women, families and the country.]

We talk a lot about the astronomical cost of day care for infants and pre-schoolers in America, but for many families, the childcare crisis doesn't end when children start elementary school—the after school care crisis is very real and it is hurting families. The 2- or 3-hour gap between the end of the school day and the end of the work day, combined with a lack of after school programs, puts parents in tough positions: Mothers can end up working less than they need to, or feel forced to leave their children unsupervised during these gap hours.

Now, presidential hopeful Senator Kamala Harris has put forth a plan that protects vulnerable kids. She wants to extend the school day. Harris wants to award five-year grants of up to $5 million total to school districts to "develop high-quality, culturally relevant, linguistically accessible,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academic, athletic, or enrichment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from at least 8 am to 6 pm Monday through Friday during the school year, with no closures except for Federal holidays, weekends, and emergencies."

Basically, she wants to see 500 schools (to start) extend the school day to 6 o'clock.

"I was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I know firsthand how stressful and costly it is to juggle work and school schedules. Justice for students and working families is on the ballot. My Family Friendly Schools Act will give parents more after-school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children," Harris announced on Twitter.

Harris' plan was first reported by Kara Voght for Mother Jones, which is fitting, because Voght brought attention to this national crisis last year when she wrote a viral piece for The Atlantic titled "Why does the school day end two hours before the workday?"

Harris' bill brings up a lot of the same issues Voght cited in her reporting, including the fact that "fewer than 1⁄2 of elementary schools and fewer than 1⁄3 of low-income schools offer before- and after-school care," and that "misaligned school schedules cost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55,000,000,000 in lost productivity annually."

"My bill provides an innovative solution that will help reduce the burden of child care on working families. It is time we modernize the school schedule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arris said in a press release.

Time will tell if Harris' bill will create change, bu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with the bill or her campaign for the Oval Office, we are glad America is talking about the after school care crunch.

Maybe making the school day longer wouldn't work in every community, but making parents' workdays (and lives) more flexible could make the after school care gap way less stressful.

 

[會後新聞稿] 200826「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公聽會 加碼育兒津貼對托育公共化和女性就業的影響

「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公聽會

加碼育兒津貼對托育公共化和女性就業的影響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公聽會會後新聞稿 2020.08.26 

今日上午立法委員范雲邀集，立法委員王婉諭、立法委員劉建國與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開「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公聽會，討論加碼育兒津貼對托育公共化和女性就業的影響。邀請到衛生福利部李麗芬政務次長、社家署簡杏蓉組長、台北市社會局、新北市社會局、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專家學者、婦女團體、保母團體、幼保幼教團體、家長團體等，共計60多位與會。

立法委員范雲直指，蔡英文總統選前提出「0-6歲國家一起養」育兒政策，訂定提升托育公共化及2024年家外送托率達到23.16%的目標，期待給台灣家長更好的育兒環境。但規劃「育兒津貼」翻倍加碼至每月5,000元，準公共托育補助則僅有些許加碼1,000元，大幅縮減「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的差額，是否會讓托嬰中心與保母退出準公共化，甚至迫使女性回家育兒，讓原有的政策目標破功？兩項政策的競合關係應要充分討論，才能落實蔡總統國家一起養政策中的三項內涵。 

社家署簡杏蓉組長回應，「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的本質不同，領取的家長群也不同，因此沒有競合關係，同為未滿兩歲孩子的補助，補助不一的話有違兒童權利公約，所以必須拉近補助額度。 

但其他與會人員皆認為「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有競爭關係，托育政策催生聯盟發言人王兆慶首先指出：「準公共化政策之所以可以成立，關鍵在於差額效應，因此維持補助差距非常重要。」接著，身為第一線管理托育服務的地方政府直言，一旦兩者差額減少，高比例受管制的準公共保母與私托，很可能脫離政府管理。尤其準公共化政策具備有效的進退場機制，差額縮減只會讓機制失效，家長更無法安心送托。台北市社會局科長鍾雅惠說明，目前台北市有十家私立托嬰中心被退準公共，原因是擅自調費、發生兒保事件、評鑑丙等、機構管理不當等等。準公共機制可以淘汰違反規定的業者，有必要維持，期待中央通盤考量，不要打到先前累積的成果。臺北市優質保育公益協會常務理事陳秀媛，則以管理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經驗分享：「過去沒有準公，發現保母超收，只會給限期改善；但現在有準公，發現超收就是退準公，就管理來說很有效果，搭配居托中心的訪視督導，家長送托是安心的。」 

尤其現今制度設計育兒津貼2,500元與托育補助6,000元的落差，正是保母和托嬰中心加入「準公共化托育」的誘因。苗栗縣托育人員發展協會理事長邱瑀屏就直言：「現在準公保母簽約率達九成，但不是每個保母都支持，如果不維持差距，相信會有一波退出潮。」 

公聽會後半段更討論到，究竟該如何落實0-6歲國家一起養，讓每個家庭都能安心生養2孩？與會者提及的關鍵便是，有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透過托育補助加管理服務品質的措施，支持雙薪家庭、支持女性就業，以及打造友善育兒的就業職場與環境。 

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王舒芸說明，若想讓家長願意生養第二胎，女性能否就業就很關鍵。國家發育兒津貼，不代表家長擁有自由選擇權，其實請領育兒津貼的家庭分別落在低所得、高所得兩個極端，但是對低所得家庭來說2500元育兒津貼杯水車薪，對高所得家庭來說又只是錦上添花。與其發錢，不如把經費用在建置補助＋管理的公共托育服務，支持中間階級的雙薪家庭。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覃玉蓉嚴厲地指出：「加碼育兒津貼的政策，都是私幼私托業者在叫好，因為他們可以退出準公共，可以來漲價。這不叫『0-6歲國家養』，只會變成『私幼私托國家養』！」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專員呂佳旻，以兩位孩子的媽媽身分感性的說：「女人想要工作、想要自我實現、貢獻勞動力，更貢獻下一代勞動力，保母的托育支持很重要。國家政策更應該支持雙薪家庭，家庭沒有雙薪，根本無法生養2孩。」 

衛生福利部李麗芬政務次長回應，由於政策還在研議中，會將「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兩者競合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納入未來研議。準公共機制可以確實要求托育品質，因此準公共的定價＋管理功能，衛福部一定會追求。至於私托和保母是否會因為差額縮減而退出，李麗芬次長認為，目前已經有九成的簽約率，私托和保母留下來的機會應該是大的，反而要留意新進的服務單位，衛福會再研議是否增加獎勵等配套措施。 

最後范雲立委提出政策建議，整體育兒政策規劃可分為兩階段，在家外送托率提高到23.16%之前，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先各自增加1,000元；待家外送托率到達目標值後，才再加碼育兒津貼，而且兩者差額至少仍要維持目前的3,500元。但衛生福利部李麗芬政務次長仍語帶保留的回應：「少子女化對策是跨部會的計畫，目前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的加碼規劃，還需要等行政院核定。」 

[公聽會政策建言] 200826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維持三千五差距， 留住準公共保母/私托，協助所有家長育兒

「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公聽會 
加碼育兒津貼對托育公共化和女性就業的影響

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維持三千五差距， 
留住準公共保母/私托，協助所有家長育兒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政策建言2020.08.26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持續倡議，解決長年低生育率困境的有效「正」策，有賴政府廣為提供0-2歲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讓爸爸、媽媽、阿嬤都工作，同時創造大量合宜勞動條件的公共托育工作機會，讓每位公民充分就業，並兼顧育兒。如此一來，父母雙薪，共同工作，增加家庭經濟能力，也共同分擔育兒勞務，增加家庭生養2孩的能力。

目前0-2歲嬰幼兒照顧大量仰賴家內（媽媽或阿嬤），家外送托形式分別有居家保母、公辦民營托嬰中心、私立托嬰中心，整體家外送托率僅13.5%，其中又以居家保母為照顧主力，提供的照顧量能最大（如下表）：

備註：()內數字表示佔未滿2歲兒童人數比例 ，整體家外送托比率為13.5%
資料來源：居家托育人員數及收托人數https://dep.mohw.gov.tw/DOS/cp-2978-46740-113.html

                        托嬰中心所數及收托人數https://dep.mohw.gov.tw/DOS/cp-2978-13971-113.html

明年為準公共私托上路第三年，私托準備達標了嗎？

行政院於2018年7月底推出「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其中祭出準公共化政策，符合一定條件資格的私立托嬰中心與政府簽約加入托育準公共化機制，送托家長可申請6,000元托育補助（否則只能領育兒津貼2,500元）。衛福部僅規定加入的托嬰中心，三年內85%員工投保薪資達28,000元，四年內100%達成，其餘要求則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

準公共私托政策明年將邁入第三年，政府是否會為了讓準公共私托達標，而降低薪資標準？屆時究竟有多少私立托嬰中心達成上述規定？家長是否會因為準公共化私托未達標而被撤銷準公共資格，損及原有的托育補助及品質？又或是，育兒津貼加碼，剛好可替這項難解的議題解套，也就是，三年內未達目標的私立托嬰中心，順勢被退出準公共化，家長轉而領取育兒津貼？如此一來，提升托育人員勞動條件的政策美意蕩然無存，政府也形同自行破壞過去大力催生出的準公共化高簽約率。

落實準公共化制度，讓準公共保母化為「公共保母」

然而，準公共化政策實施在保母托育的效果，完全不同於私立托嬰中心，反而逐步建立一套嚴謹的進、退場機制，有效區分「登記制保母」與「準公共保母」。「登記保母」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向政府登記，即可執業。「準公共保母」則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修正規定」，有更高規格的嚴謹標準，符合條件的保母才能和政府簽約成為「準公共保母」。且一旦保母出現違規準公共規範之情事，即應終止契約，且兩年內不得再申請加入，概念圖如下（紅點為，不符合準公共化條件之保母）：

在準公共化政策尚未制定之前，依照登記制，政府單位針對保母的違規事項，僅能處以限期改善，唯有重大違規或兒少保事件或其他嚴重狀況，才得以廢止登記證、停業，以至於讓「小錯不斷」的保母容易脫身，使政府無法令其退場，終至夜路走多了而釀禍，這便是近年偶見的所謂「合格保母托育事故」的來源。2018年準公共化制度上路後，由全台71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綿密的輔導訪視，切實執行準公共化管理機制，所發揮的效果即是：

1. 幼兒超收、費用超收零容忍，一經發現即退出準公。

2. 對於「小錯不斷」改採累計方式進行裁處，在經命限期改善達二次以上或科處罰鍰後即會被退出準公。

由此可見，準公共化政策是一個可以有效管理、輔導托育服務的政策項目，如今卻因為育兒津貼金額提高，勢必導致準公共化政策破功，將會使準公共化政策實質的費用管理、保母管理一夕幻滅。

在此進一步說明，讓準公共保母化為「公共保母」的關鍵之一在於，保母的管理機制不同於托嬰中心，政府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輔導支持保母，全台各縣市共計71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配有專職訪視輔導人員及督導。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依收托型態每年至少進行一至四次家庭訪視，需加強關懷輔導之保母，則採加強訪視，定期關心保母托育與幼兒發展狀況。在家長端，訪視輔導員以電話關心家長與保母合作狀況、協助家長媒合保母、並提供相關育兒諮詢等等服務。今年初社家署發布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執行業務處理原則」更確立政府、居托中心、保母與家長四方的權利與義務，各方角色相互合作得以有效共同參與、維護居家托育服務，提升居托中心管理功能，加強社會大眾對保母托育的信任。

除此之外，各縣市皆分區訂定並公告托育服務收退費基準，確保托育補助實質降低家長送托的經濟負擔，避免「補多少、漲多少」的弊病。於前述基礎上，「托育準公共化作業要點」進一步明定準公共保母違規撤銷資格的條件和辦法，使之得以切實執行（詳見本節前面說明）。綜上述，（準）公共保母提供的托育服務，受到各縣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輔導、管理（不得違規，否則終止準公共化契約），且費用平價（家長可享托育補助、保母不得任意漲價），制度執行得宜，「準公共保母」其實已經近似「公共保母」，以達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

未來0-2歲育兒津貼加碼，將縮減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之差額

針對0-2歲嬰幼兒送托保母或托嬰中心，政府祭出「準公共托育政策」，由保母或托嬰中心與政府簽約，接受價格管制與品質輔導，政府協助家長支付部分托育費用，發給每月6,000元托育補助。反之，孩子若自己帶、家人顧，或送托「非」準公共托育（未與政府簽約）的保母或托嬰中心，則是領取育兒津貼。

育兒津貼目前為每月2,500元，然而，蔡英文總統選前提出「0-6歲國家一起養」育兒政策，將加碼至每月5,000元（第二胎6,000元，第三胎7,000元）。準公共托育補助則僅有些許加碼，至每月7,000元。兩項政策的補助差額將會由現行的3,500元，縮減至2,000元，如下表所示：

縮減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之差額，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

一、 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差額縮減，可能影響準公共化簽約率

現今制度設計育兒津貼2,500元與托育補助6,000元的落差，正是保母和托嬰中心加入「準公共化托育」的誘因。對家長來說，兼顧就業與家庭，要的是平價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托育補助讓托育費用大幅下降，價格管制更可以避免補多少漲多少，讓補助實質上幫助到育兒家庭，而非進入業者口袋。對準公共保母和托嬰中心來說，也會有更多收托機會，達到供需雙贏。而政府無非是想要透過管理與補助，確保托育服務兼具平價與優質。至今保母簽約率已達90%，托嬰中心更達96%，可見此政策之設計精準、有效。

如今一旦育兒津貼加碼，縮減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的差額，高比例受管制的保母與私托，難道不會紛紛脫離政府管理？一旦托育服務脫離政府管制，退回到大量從自由市場供給，價格由業者自由訂定時，加碼的育兒津貼還能實質減輕家長托育負擔嗎？


二、 加碼育兒津貼，不利家外送托率，可能影響女性就業

另一個問題是，台灣目前嬰幼兒照顧安排之所以嚴重仰賴家人（媽媽、阿嬤）自行解決，除了部分女性自願親力親為照顧之外，恐有更大的原因是公共托育服務建置不完善，以至於女性深陷育兒與工作二選一的泥淖。一部分女性進入婚育階段，就被迫放棄工作回家成為家庭主婦；另一批女性，則走向維持經濟自主、累積工作薪資與年資，而暫緩或放棄生育。這也是台灣少子女化的重要成因。

家外送托率提升，才有可能釋放出在家育兒者（通常是媽媽和阿嬤）的勞動力。因此總統蔡英文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同時提出，0-2歲的家外托育率將由2019年的13.27%，於2024年提高為23.16%。

日前總統蔡英文於主持總統府員工家庭日，再次重宣育兒津貼由現行每月2,500元加碼至5,000元。然而，姑且不論加碼育兒津貼每是否足以宣稱國家與家長「一起養」小孩；該政策規劃加碼育兒津貼的同時，縮減了托育補助的差額，是否可能與提高家外托育率的目標有所競合？促使幼兒轉而為媽媽或阿嬤照顧，而影響女性就業？

推動「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應維持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差距

綜上，育兒津貼的調整勢必與現行的托育津貼以及相關的政策產生連帶作用，必須一併思考。為緩解台灣少子女化、高齡化的雙重危機，勢必要增加現有勞動力（正在家育兒的媽媽、阿嬤，以及合宜勞動條件的公共托育工作者）、也要新增未來勞動力（新生兒）。對此，加碼育兒津貼，縮減育兒津貼與托育補助的差額，對於推動托育公共化進程及女性就業恐將有諸多負面影響。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指出，托育補助與育兒津貼的差距，有必要維持目前的三千五百元，育兒津貼逐步增加的過程中，托育補助也必須「同步同額加碼」。這才是當今政府所能採行的有效政策作為，於2024年將家外送托率提高至23.16%，產生下列正向效用：

1. 留住準公共保母和托嬰中心，加上公共托育，減輕就業家庭負擔，形塑「雙薪＋（準）公共托育＋養2孩」之「生產性、積極性福利政策」模型，促進（母親、阿嬤、托育人員）就業，繁榮經濟，增加國庫收入。

而產生「托育補助所需預算，內含於此政策本身」的效果。此外，也能夠有效緩解低生育率。

2. 育兒津貼加碼，讓自行育兒及送托非公共/準公共托育之家長受惠。

3. 保母自己的孩子也能受惠於育兒津貼加碼，吸引年輕優秀人才加入保母行列。

而如果單方提高育兒津貼，縮小其與托育補助之差距，將產生諸多反向的、負面的效果，使平價、可靠的托育服務提供量大為減少，家長無法安心工作，則低生育率、高齡化、勞動力短缺等棘手難題將雪上加霜。托育政策聯盟呼籲蔡總統和執政黨深思！

[會後新聞稿] 200804 照顧責任不應分性別——產後第一個月「產假＋配偶九成薪育嬰假」 雙親共同育兒，一個家兩份薪水 讓台灣女人願意生育！

照顧責任不應分性別——

產後第一個月「產假＋配偶九成薪育嬰假」

雙親共同育兒，一個家兩份薪水

讓台灣女人願意生育！

【2020/08/04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會後新聞稿】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和生育改革行動聯盟今日共同召開父親節記者會，呼籲勞動部放寬法令，將現行一次請六個月為原則的育嬰假制度，改為父親可在嬰兒出生時同步只請一個月育嬰假，但該月得領取九成薪的留職停薪津貼補助。用請假時間較短、但薪資替代率高的育嬰假，提升新手爸爸的一個月育嬰假申請率，改善年輕女性蠟燭兩頭燒或孤立育兒的困境。

現場邀請到阿澤爸爸。在政府還沒有制度支持的時候，阿澤就是自己湊滿年假和無薪事假，休一個月，陪同太太產後坐月子、照顧新生兒的新世代男性。阿澤說，台灣對坐月子想像相對傳統，似乎月子中心二十萬一定要花下去，但他自己幫太太坐月子，可以省下一大筆花費；太太親餵的時候，他可以在旁邊陪同舒緩心情；他更自豪地說，自己是家中第一個幫小孩洗澡的人。太太產後由他請一個月的假，對伴侶關係、親子關係的好處很大。如果未來政府對於父親參與育兒能有制度性的支持，那他就不會是特例，將有更多男性加入他的行列，台灣也能成為更友善兩性、共同育兒的社會。

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理事長諶淑婷表示，傳統台灣男性以為自拍一張照片就是參與育兒，花大錢送太太進入月子中心就是疼惜老婆，但其實女人離開月子中心後，往往有一種從女王變成僕人的感受，因為回到家又是自己孤軍奮戰！那不免就演變成產後憂鬱。如果政府能推動一個月、九成薪的育嬰假，一方面是銜接台灣的坐月子文化習慣，另方面對男性參與照顧也是非常有力的誘因。諶淑婷也指出，育嬰假目前限制雙方有就業、一方才可申請，其實也有貶低共同照顧價值的疑慮，應思考改進。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說，他其實是先生幫忙坐月子的先驅。三十幾年前生育的時候，就是他的先生幫坐月子，煮麻油雞、腰花，都難不倒他。也從那時候開始，家務育兒工作就是一起做，形成實踐平等精神的婚姻關係。劉毓秀強調，北歐用國家制度提高男性育嬰假的申請率，一方面是實踐家庭內的性別平等，另方面也讓女人不會蠟燭兩頭燒，可以比較輕鬆兼顧就業與生育。所以北歐國家的女性就業率、生育率，可以維持雙高。公共托育加上雙親共同育兒，這是已開發國家生育率逆向回升的關鍵。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長謝國清則分享，台灣的性別關係已經慢慢改變了，愈來愈多男性願意街上背著孩子到處跑，家長團體也常常是女性理監事出席會議，但帶著孩子、先生一起過來，先生幫忙照顧、陪玩。如果勞動部願意這個時候修改立法，一定會有效引導更多爸爸參與育兒。尤其產後一個月，如果爸爸角色有發揮，那對照顧產婦、照顧新生兒一定都有很大的幫助。

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覃玉蓉分析，台灣的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鼓勵男性育兒的制度設計，所以讓男性、女性都有六個月、有薪資補貼的育嬰假。但是法律多年實施下來，爸爸請育嬰假的比例仍然很低。這主要是台灣文化習慣只強調「母嬰連結」，沒有強調「父嬰連結」的緣故。少數願意投入「父嬰連結」的爸爸，則要完全靠個人努力和意志力。例如他的先生，去年和他一起照顧新生兒、沒有分房睡，半夜兩小時要起來餵奶一次，但還是繼續上班。所以問到他們家要不要生第二胎，最反對的其實是他先生！因為他不想要再經歷一次蠟燭兩頭燒的痛苦。如果先生也可以有國家支持的「一個月九成薪育嬰假」，相信他的父嬰連結不會建立得這麼辛苦。建立這樣的國家制度，也會是把男性「豬隊友」變成「神隊友」的關鍵。

[新聞稿] 200804 照顧責任不應分性別——產後第一個月「產假＋配偶九成薪育嬰假」 雙親共同育兒，一個家兩份薪水 讓台灣女人願意生育！

照顧責任不應分性別——
產後第一個月「產假＋配偶九成薪育嬰假」
雙親共同育兒，一個家兩份薪水
讓台灣女人願意生育！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2020年父親節政策建言

台灣今年預估新生兒數恐將跌破16萬，成為生育率最低的一年。面對嚴峻的少子女化情勢，社會各界莫衷一是，總是雙手一攤，擺出投降的姿勢。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有效的解方，端賴正確、精準的解析：台灣家庭及職場，至今仍秉持刻板性別角色，把男性變成「育兒豬隊友」，讓女性視生育為畏途，此外，女性育兒與工作蠟燭兩頭燒，往往因此被迫退出職場，單薪使家庭經濟惡化，更加沒有能力生養。——這才是精確的解釋，能夠幫助我們循線找到有效的政策作為，以及藥到病除的解方。

依據前述解析，托盟在父親節前夕，提出一項經過精準估計的有效政策：應透過政策支持父親(同性配偶亦適用)，從孩子出生的第一個月就身體力行投入育兒行列。政府應修正育嬰假相關法規，鼓勵父親在嬰兒出生後第一個月請領育嬰假，該月給予九成薪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媽媽請產假，另一半同時請育嬰假幫老婆坐月子，兩人同心協力面對育兒第一步，從孩子誕生的第一個月起，就養成共同育兒、共擔經濟責任的性別平等模式，加上十餘年來托盟與社會各界催生的平價、優質、普及公共托育支持雙薪家庭，形成 「雙親育兒→雙薪→養2孩」的正向循環，才能有效支持家庭和親情，並解除低生育率危機。

工作和養小孩，必須「可相容」，才能婚育

 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顯示，台灣15-49歲的女性要提升婚育意願，首要因素是「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其次「配偶是否願意分擔家務」，第三個因素則是「工作要能兼顧家庭」。這顯示，除非家庭內、外的性別平等程度提高，女性婚育後能繼續工作，否則生育率難以回升。

進一步的針對30-34歲青年女性生育率與勞參率進行跨國比較，則印證了上述調查結果。下圖顯示，臺灣的青年女性勞動參與率不斷攀升，已來到85%的極高值，超越法國、進逼瑞典！然而，總生育率卻是跌跌不休，呈現明顯的「死亡交叉」。足見臺灣社會工作、育兒「不能相容」的現實下，臺灣女性必須二選一的格局，有多麼強烈。

反觀法國、瑞典和冰島的30-34歲青年女性，近二十年來勞參率皆高達80-90%，生育率也在1.8-2.0。他們可謂女性就業、育兒雙高的「可相容性」代表，國家既可受惠於女性才能，又能維持穩定的人口結構，成為永續社會的典範。

北歐：支持男性育兒，女性才能夠就業、生育雙贏

2020年婦女節前夕，北歐五國領袖聯名投書強調，性別平等得來不易，將於10年內與年輕世代落實性別平等，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加入。投書寫到促進性平將帶來更強勁的經濟及繁榮的社會，更直指關鍵政策有三：提升薪資平等、男女共享育嬰假，以及普及、平價且質優的托育制度（相關報導：國際婦女節》女權就是人權！北歐4女1男五國總理聯名投書：與年輕世代攜手，落實性別平等）。

以冰島為例，自1980年代即開始男性育嬰假制度，其中父、母各有三個月互不能轉讓的獨立育嬰假，搭配兩人可自由分配的共同育嬰假，期間可領八成的薪資。此制度讓父、母皆真實承擔照顧新生兒的責任，同性婚姻同樣適用，養育小孩因而不只是生母的事，更是雙親共享的親密關係，培養出相較世界各國更強烈的「父職責任」文化。此文化也真實的反映統計數據上，2013年冰島男、女請領育嬰假的比例分別為45.6%與54.5%，為請領育嬰假性別比例最均衡的國家。

丹麥政府提供父母共享的育嬰假將近一年（52週），且父母在育嬰假的期間能領 70％ 的薪水，其中企業負擔三成，七成由政府補助。反映這個國家在面對女性勞參率提升的同時，國家制度也相對調整了男性應負擔的育兒責任，讓兩性都享有生育、工作平衡且相容的人生。

瑞典政府則是1995年起即實施「父親月」政策，在16個月的育嬰假中，其中一個月為爸爸專屬配額，不請就沒有，讓父親也有權利可以享受全職育兒的快樂。2002年起延長至兩個月，2016年更一舉將爸爸專屬的帶薪育嬰假延長到三個月成為「父親季」。男性由傳統的就業者角色，增加「賢夫良父」的新角色；女性在育兒角色之外，維持其「就業者角色」。兩性皆獲得較平等的共享照護的權利與責任。2018年瑞典全體女性勞參率高達82.9%，生育率更達到1.8，這項政策的實施至為關鍵。

半強迫的國家規定，代表的是要將全數壓在女性身上的生產和育兒的責任移開！而這必須要靠國家政策，與支持男性育兒的相關配套措施才能做到。這項政策的施行，同時具有家庭意涵，在北歐休育嬰假成為時尚新好男人的成功象徵，男人參與孩子的成長的歷程，擁有共同的經驗，與家庭其他成員一同成長。育兒過程中尿布、奶瓶的嗅覺與觸覺記憶，將一輩子跟著參與育兒的父親，無論婚姻狀況是否穩固，父親永遠都能與孩子維持親密關係，對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

台灣：男人想成為好爸爸？阻力重重

反觀台灣對生產、育兒家庭的政策效果又是如何呢？

一、「媽媽承擔養育壓力、爸爸承擔養家壓力」的傳統性別分工仍難打破

2002年開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勞工可於小孩出生後至三歲前請育嬰假，直至2009年才加入前半年有六成薪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然而，據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布的《2020年性別圖像》，請領育嬰假件數女性占82%，男性僅為18%。以上數據顯示，台灣社會對於父親參與育兒的政策鬆綁上，慢如牛步。被社會視為主要照顧者的母親，於工作、育兒無法兼顧的情境中苦撐，而多數父親卻在家庭中沉默與缺席。

二、母親承受所有生產養育的重責與非難，同等重要的父親角色養成卻不受重視

而台灣男人若有心想要成為積極參與育兒的好爸爸，並未獲得社會的支持。準爸爸想要陪同太太作產檢，在請假時就會遭遇主管同事的質疑；但在如此不友善的環境下，仍然有突破逆境努力當「好爸爸」的男性。阿澤就是一位積極參與育兒的父親，在孩子出生後第一個月，親自替太太坐月子。他說：「幫太太坐月子一點都不難，因為老公是最了解產婦生活習慣的人。」難的是一份「義無反顧請假的決心」。

而讓他義無反顧地下決定的原因之一，也包括月子中心太昂貴。若從經濟面估算，爸爸DIY坐月子一個月下來，以食材費一天約3-400元來計算，一個月約一萬，若加訂外送月子膳約16800元，加上開伙的電費，總花費大約3萬元，相較之下是十分划算的選擇。

像阿澤這樣，在眾人的質疑中自己DIY幫太太坐月子的男性，並非個案，意外的是，幫太太坐月子卻成為讓他們身心轉變成一名父親的機會，面對即將有巨大改變的新家庭生活，這一個月的時間幫助他們調整心情與生活步調，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一段歷程。

月子中心動輒十幾萬，生育經濟負擔沉重

新手爸爸若能DIY坐月子，不僅養成「賢父良夫」，也免除了月子中心高額的經濟負擔。

根據統計，民國100年至107年，產後護理之家由117家增加到267家，七年之內翻倍。高價月子中心所標榜的宣傳——「24小時照顧、專任護理師、嬰兒按摩、產後瑜珈，讓坐月子像度假一樣」，已成為現今新手父母做月子的主流。然而，期間所需付出的費用也相當驚人。

衛生福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的清查結果顯示，台灣的坐月子費用上限以雙北、台南最高，價格落在1日11,000元，而一般坊間平均價格約4000-6000元之間。30天的月子坐下來，動輒十幾萬起跳的月子費用，生孩子後續的經濟負擔，的確讓人望而卻步，成為生育的一大障礙。

媽媽產假＋爸爸九成薪育嬰假，共同育兒，讓台灣女人安心生育

兼顧「工作者」與「照顧者」雙重角色，是現代社會性別角色必要的轉變。如今女性不但育兒、也外出工作，而男性卻還停留在只有工作角色，忽略育兒照顧的責任。直直落的生育率，就是女性集體無聲的抗議。

為了促進性別平等與親子和樂，也為了救生育率，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行政院儘速實施「媽媽產假＋配偶育嬰假」，鼓勵配偶於孩子出生後最慌亂的第一個月請育嬰假，照顧新生兒，也為太太坐月子，並給予九成薪的留職停薪津貼。

前述政策財源，預估初期約一年十億元，建議以就業保險負擔（按：目前父親育嬰假請領15,308件／年，粗估新政策將催生一年3萬件一個月九成薪育嬰假，則新增支出總共約一年十億元。這是具有強大提振就業及生產未來勞動力功效之政策作為，如果實施後催生較多使用量，意味將對短、長程勞動參與產生加倍效益，因此政府應隨之挹注就保基金）。產後第一個月父母雙方共同育兒，將有效促使父親往後更積極參與育兒，女性因工作、育兒失衡而退出勞動市場的情況獲得緩解，此外，也為勞工解除高額的坐月子費用。

本聯盟所呼籲的前述政策，藉著「雙親育兒」促進「雙薪」，加上十餘年來托盟與社會各界共同催生之平價、優質、普及公共托育，而讓育兒家庭更具生養第二胎的條件，因此同時具有留住女性勞動力、促進性別平等，減緩少子女化，催生未來繼起之勞動力（以免勞動力眼看著將逐漸斷炊）等效果。「嬰兒出生後第一個月父親九成薪育嬰假」能夠產生前述多重正面效應，符合於就業保險法之「促進就業」之宗旨（見就保法第一條）。因此，應儘速修正就保法為前述政策籌措財源，而且，修法之前亦應以其他財源進行試辦，以解除台灣社會、家庭、勞動力之燃眉之急。

[會後新聞稿] 200715 五千元育兒津貼，摧毀0-2歲公共托育 斷送政府因應低生育率的有效政策作為

五千元育兒津貼，摧毀0-2歲公共托育

斷送政府因應低生育率的有效政策作為

【2020/07/15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會後新聞稿】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劉毓秀今日指出，2020年上半台灣出生嬰兒數只有七萬九千人，預估全年出生數恐跌破十六萬。這將會是台灣有史以來最低，甚至低於2010年虎年。然而蔡英文總統2020大選政見主軸之一，把現行每月2500元的育兒津貼加碼到5000元，這是一個多重錯誤政策，只會讓生育率繼續往下掉。原因是，每月5000元高額津貼推使媽媽或阿嬤辭職回家照顧，讓家庭收入驟減。家庭收入少，根本養不起更多小孩，養家活口又變成完全是男人的責任，這只會讓女性、男性都更恐婚、恐育。其次，私立托育業者將有機可趁。現在私立業者受到準公共化的管制，但是一旦家長把小孩送托到沒有管制的私立托育，也可以得到每月5000元，私立業者就會集結起來、退出管制、自行漲價。5000元育兒津貼推動女性辭職，又瓦解托育服務的現行管制，這兩個因素加起來，低生育率就會繼續惡化。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專員黃喬鈴分析，托盟的訴求是停止加碼育兒津貼，應該拿這筆預算用來建立更多公共托育。唯有公共托育，收費和品質才受到管理，工作人員也有良好的勞動條件。也唯有公共托育，才可以有效支持女性就業，支持人民兼顧工作和育兒。

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覃玉蓉質疑，發錢無助於解決問題。假如疫情一開始，政府沒有管制口罩的資源生產和交易，而是每個國民發5000元了事，會發生什麼事？口罩一定會漲價，而且許多人仍然搶不到，台灣會非常慘。發錢無用，政策介入才是有效的。對少子女化問題，政府應該思考如何推動公共托育制度、職場友善制度，而不是發錢。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理事長謝國清提醒，行政院國發會已經預測台灣勞動力會嚴重衰退，2020年勞動力佔總人口的72%，2060年將下降到50%，其實四分之一勞動力還都是55歲以上。這個高齡化現象，只靠發錢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國發會推動的「地方創生」需要勞動力，才能滿足社會生活的各種需求。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監事陳亮吟則批評，幼兒托育的超收、虐童問題不斷發生，家長想要公共托育，又只能碰運氣、靠抽籤。民進黨全面執政，如果還是只會撒錢，那真的看不出執政者對托育政策問題有付出什麼心力。

台灣勞工陣線研究員張烽益指出，台灣的人口結構和勞保破產危機，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提高勞動參與率，把原本屬於家庭主婦等非勞動力人口，盡量吸引出來成為勞動力。勞動參與率提高，人人有工作、有繳稅，才能稍微減緩各種社福支出崩盤的危機。但是育兒津貼加碼到五千，導致女性辭職、女性勞參率一直維持在低水準，那生育率、勞參率都不會提高，發了錢等於是適得其反。蔡總統雖然在選舉時提出加碼政見，但還是希望總統懸崖勒馬。

[新聞稿] 200715 五千元育兒津貼，摧毀0-2歲公共托育 斷送政府因應低生育率的有效政策作為

五千元育兒津貼，摧毀0-2歲公共托育

     斷送政府因應低生育率的有效政策作為　

2020年7月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政策建言

台灣低生育率已經延續將近二十年，至今持續往下滑，今年上半年新生兒數僅有79,760人，全年新生兒總數恐跌破16萬，有可能打破2010年（出生嬰兒166,886人）的最低紀錄。兩黨總統早已輪流公開承認低生育率是我國國家安全問題，但至今遲遲找不到解方。所幸，今年上半年台灣成功解除另一個國家安全危機——新冠病毒——的經驗，為我們提示解除低生育率難題的訣竅：精準的判讀＋嚴密的邏輯＋切實的執行。

新冠病毒詭譎的程度（有太多面向科學家至今無法釐清），以及它對國家資源的挑戰，不下於低生育率。幾個月前，當我們研判新冠病毒很容易耗盡醫療資源時，我們立刻以戴口罩、勤洗手等策略包抄應敵。同理，低生育率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這不意味我們不能靠著嚴密的邏輯包抄這個詭譎的敵人。台灣政府和人民能夠有效對抗新冠病毒，此時，更應該拿出同樣的態度、手法和信心，共同面對低生育率。

但是，蔡英文總統0-6歲育兒政策主軸之一的育兒津貼（每月五千元，第二胎六千元，第三胎七千元），是一個經不起檢驗的錯誤規劃，將消耗最關鍵的資源，即家庭的育兒量能，以及國家的有效政策作為。﷽﷽﷽﷽﷽﷽﷽﷽﷽家庭的育兒量能，以及國家的有效政策作為。以致我國的低生育率就像一個人得了癌症，眼看著從第一期跨過第二期，往第三期、第四期邁進，卻無奈持續拿錯藥方。

因此，托育政策催生聯盟挺身指出盲點，呼籲政府停止加碼育兒津貼，應將預算投注於全面建置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讓爸爸、媽媽、阿嬤、托育人員充分就業，用公共托育服務支持父母工作，藉著雙薪提升家庭收入，並促進經濟繁榮，擴增稅收，用以持續擴建公共托育——這種財源自足、積極性、生產性的福利政策模式，才是解決少子女化的唯一解方！

育兒津貼，推女人回家自己養！
將消耗家庭育兒量能及國家勞動力

固著於刻板性別角色的亞洲儒家文化國家，例如台灣和日本，低生育率的密碼到底藏在哪裡？將台灣、日本的生育率與女性職涯曲線，拿來跟性別平等的典範瑞典加以比較（見底下圖表）， 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答案。

瑞典歷來女性職涯曲線呈現「ㄇ字型」平穩的高原結構，生育率則長年居於1.7-2.0的高點，這是「生育率與女性就業率雙高」的典型代表。日本女性職涯以往是「Ｍ字型」（生育期下降，其後回升）的典型代表，但2019年的圖形，顯示日本走出了「婚育年齡層離職」的泥淖，而值得注意的是，生育率隨之滑落，前幾年好不容易爬到1.46，現在卻掉回1.36的低點。日本最近的發展，顯示「女性就業攀升＋生育率滑落」，難以兩全。兩國的前述差異值得我們深思。

讓我們回頭看看自己。台灣女性在25-29到達就業高峰，高過瑞典10%之多！但其後隨即於30-34歲生育年齡層發生「死亡交叉」，其後分別朝向「瑞典女性生育、就業雙贏」與「台灣女性生育、就業雙輸」的兩極發展。在台灣，育兒及其連帶的刻板性別角色觀念，更牽拖上一代（阿嬤）為了顧孫而於50歲以後早退。影響所及，留在職場的資深、成熟女性勞動力比例遠遠低於瑞典（50-54歲比瑞典低30%，55-59歲低44.5%，60-64歲低46.2%！），不僅損及女性的老年經濟安全，也大大減損女性整體對於社會的影響力。近日婦女團體批評內閣女性比例過低——如果六十歲女性只剩24.4%（瑞典為70.4%）還留在職場，也就難怪找不到女性擔任閣員！衡平國家領導階層的性別比例，要從消除刻板性別角色去找解方。

台灣獨樹一幟的「倒Ｖ字型」女性職涯曲線形成因素，不外乎台灣女性薪資低，及職場上充斥對育兒的不友善。在這種狀況下，增加育兒津貼只會把更多女性推回家裡。媽媽回家照顧，意味著爸爸的一份薪水要養三、四張口！男人被龐大的經濟重擔及長工時壓得喘不過氣，女人在家育兒的苦悶更難期待男人分擔（北歐的研究則顯示，友善的普及公共托育，讓男人普遍願意分擔育兒勞務）。而若媽媽選擇待在職場，嚴重「缺貨」的友善公共托育，又讓她陷於蠟燭兩頭燒。如此，必然造成整體男性和女性都恐懼婚育，這可能可以解釋何以台灣人越來越晚婚或不婚，以及何以小孩越來越少。——這就是我國生育政策必須正視的「疫情」癥結！而這種性別角色差距，可能也是造成台灣男女平均壽命超大差距的原因之一，扛著家庭經濟和工作壓力的男性，平均壽命比女性少了6.5歲之多（有可能是世界之冠）！相較之下，肯認每位公民皆為「工作者＋育兒者」的北歐各國，男性只比女性少活3至4歲（見附件一）。

發津貼推女人回家育兒的錯誤政策，只會惡化前述惡夢，讓女人、男人皆受害，浪費國家勞動力，消耗家庭育兒量能，台灣生育率持續惡化，只是剛好而已。

育兒津貼竟跑到業者口袋！
家長經濟負擔反攀升，而且斷送有效的政策作為

育兒津貼不僅發給育兒的媽媽、阿嬤；孩子送托不受政府價格管制的私托和保母，同樣也可以領「育兒津貼」！（如此濫用語言，正中了愛默生的名言：「語言的腐化，反映了文化與社會的腐化」！）依照過去經驗，把補助投入自由市場，必將引發「補多少、漲多少」效應，將人民的納稅錢，送進業者口袋。如此，政府口口聲聲說要藉此減輕家長負擔，但實際上恐會造成反作用。

0-2歲托育的部分，目前有相當高比例私利托嬰中心和保母接受政府管制托育費用與服務品質（稱為「準公共化」托育服務），政府此舉無非是要確保托育服務兼具平價與優質，讓家長安心送托、放心就業。一旦育兒津貼翻倍加碼至5000元，就會大幅縮減家長送托自由市場與受管制（regulated）服務的補助差異。服務提供者端，也就是受管制的保母與私托，將會紛紛脫離政府管理、抬高收費，反正家長不會反對，反正他們可以改領加碼的育兒津貼。如此，當托育服務大量往自由市場挪移，最終只會讓家長的托育費用負擔不減反增、托育人員的勞動條件下降，以至於服務品質更加參差不齊。加碼育兒津貼，恐使政府逐步實施管制的托育服務，退回自由市場，此後政府的管制再也沒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對家長、托育人員、孩子都造成莫大的、不可逆的負面影響。

政府做公共托育、公民兼顧工作與育兒，共同對抗低生育

綜合上述所言，五千元育兒津貼，百害無一利，不但誤導兩代女性辭職，綁住母親的一生、阿嬤的後半生，也使男人壓力倍增。更誘導保母和私托脫離管制，使托育費用繼續上漲、服務品質持續堪憂，雙雙使台灣陷入惡性循環，讓少子女化、高齡化、勞動力缺乏持續惡化。托盟一再提醒，對於促進女性就業，以及提振生育，0-2歲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是「頭過身就過」的關鍵政策，不該再放任個別家庭，牙一咬、忍一下就過，因為一咬牙，就是犧牲兩代女性的職涯，忍一下，顯然也縮短了男性的壽命。

五千元育兒津貼背後的「六歲國家養」概念，因而可知是莫大的迷思。國家怎麼有可能替父母養小孩？育兒津貼政策疏漏、欠缺完善架構的設計，恰足以誤導小孩誕生在單薪家庭，而在就業、婚姻不穩定的今天，生在單薪家庭，距離「脆弱家庭」、「高風險家庭」，真的是很近！我們必須認清，國家只有可能，而且只應該，拿出有效的政策作為，幫助父母公民養育小孩。

台灣抗新冠疫情，贏就贏在啟動了台灣人深層的「驚死」神經。同理，低生育率已經到了足以亡國滅種的程度，「愛錢擱驚死」台灣人也應再次發揮「知死」精神，像抗新冠疫情一樣，拿出判斷精準、邏輯嚴密的本事，識破五千元育兒津貼的真面目，千萬不要為了假的小利，而斷送個人、家庭、國家的生路。

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解決困境的有效「正」策的第一步，有賴政府廣為提供0-2歲平價優質普及的公共托育服務，讓爸爸、媽媽、阿嬤都工作，同時創造大量合宜勞動條件的公共托育工作機會，讓每位公民充分就業，並兼顧育兒。如此一來，父母雙薪，共同工作，增加家庭經濟能力，也共同分擔育兒勞務，增加家庭生養二孩的能力。

政府做公共托育，公民兼顧工作和育兒——這便是抗低生育率疫情的口罩、洗手策略！而發五千元育兒津貼，將摧毀公共托育，讓公民無法兼顧工作和育兒，正是等同於不戴口罩、不洗手的行為！托育政策催生聯盟呼籲政府和社會一起正視這個道理，群策群力，切實去做，才能有望再次成功抗疫，解除糾纏我國長達二十年的大患。

附件一

上圖深底部分為固著於刻板性別角色的儒家文化國家或地區，除新加坡之外，男女平均壽命相差高達6歲左右。白底為性別平等的北歐國家，男女平均壽命相差3至4歲（按：芬蘭政府誘導女性選擇請領育兒津貼，導致女性就業率和生育率雙雙降低［2019年生育率為1.4］，可能也因此拉大男女平均壽命差距［5.7歲］，使芬蘭逐漸脫離北歐模式）。台灣男女壽命相差6.5歲，有可能為世界之冠。